李女士在办理瑜伽卡时，通过支付宝向瑜伽老师张老师的个人账户支付了4300元卡费。办卡后未待开卡，瑜伽馆便停止营业。后发现，该瑜伽馆的公司主体早在办卡前便已注销。李女士遂将张老师、瑜伽馆投资人及实际经营人王先生诉至法院，要求二人共同退还其4300元。海淀法院经审理，判决王先生向李女士退还4300元服务费。

　　李女士诉称，其自2019年起在该瑜伽馆办卡上课，后在张老师的劝说下，通过支付宝账户向张老师转账4300元办理了续费。新卡未待开卡，瑜伽馆便发布了停业通知，至今仍未恢复营业，后来发现瑜伽馆公司主体早于其续费前便已注销。李女士认为其将瑜伽卡费支付给了张老师个人，故应当由张老师与王先生共同承担退款责任中欧体育。

　　张老师辩称，其原系瑜伽馆的瑜伽老师，王先生是瑜伽馆的投资人及实际经营人。李女士确实将瑜伽卡费用4300元转给了自己，但因瑜伽馆拖欠工资，王先生口头告知自己该笔费用抵扣工资，故其不应向李女士退还瑜伽卡费。

　　法院经审理认为，李女士支付年卡服务费购买瑜伽服务，其虽将中欧体育服务费支付至张老师支付宝账户，但张老师中欧体育系王先生雇佣的瑜伽老师，并非服务合同关系的相对方。现瑜伽馆已停止营业，无法继续向李女士提供相应服务，应当向李女士退还服务费。李女士支付瑜伽费时瑜伽馆公司主体已注销，服务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实际为瑜伽馆投资人及实际经营人王先生，故应由王先生向李女士退还年卡费用。法院最终作出上述判决。

　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中欧体育典》第四百六十五条规定，依法成立的合同，受法律保护。依法成立的合同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，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日常生活中中欧体育，人们会接触到很多如健身卡、美发卡、培训卡等会员卡，办卡并支付相应服务费后便与该服务提供方建立了特定的合同关系。该场馆作为合同关系的相对人便具有了相应的合同义务，一旦发生违约行为，便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，即“合同相对性原则”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尽管人们通常会通过某个特定的销售人员办理会员卡，有时甚至将服务费支付至该销售人员，但销售人员仅为“代收费”，通常情况下不能作为合同相对方承担合同义务。